銀河角落

／銀河光年

二、三年前，我在台北果菜市場，準備向攤販買東西時，攤販阿桑跟我說：「賊頭要來了！」，然後一副收攤走人的樣子。

攤販眼中的察頭

我一聽，覺得大白天治安為什麼這麼不好，有人公然行竊嗎？還是哪來的地痞流氓或惡霸，壓迫攤販收取保護費？實在大惑不解，只好問阿桑，賊頭是誰？在哪？阿桑說：「察頭就是警察。」一併手指前方不遠處，有個警察正在管制攤販秩序。

阿桑一語打通我的智慧障，想起這個大市場，偶而會看到警察出來取締，通常是取締違規設攤及阻礙交通，一次要罰個一、二千元的樣子，曾有攤商跟我抱怨吃一張單子，一整天就白做工了。

對攤販來說，違規被取締，無可奈何，但他們心知肚明，警察就是為了業績，偶而要出來取締一下。大概是這條小路攤販客人擁擠到無法疏散大馬路的交通流量時，警察就會來取締，逼迫攤商讓出路面，紓解車流。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攤販違規是事實，警察無力全面取締也是事實，經過一段期間，攤販生意變成固定生計所需之後，警察怕惹起民怨，更不敢大力查察取締，隔些時候才會出來發發威風。被罰鍰的攤販則自認倒霉，他們沒有違規占用公家路面的慚愧，警察似乎也沒有公平執法的大義凜然，僅能點綴式辦案，祭起法條，逼民就範。難怪有些人說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在攤販眼中變成另外一種賊頭。

賭博人眼中的察頭

大過年時，中部一個偏僻的村落裏，有個賭場外面有十多個村民交頭接耳。過年這幾天，是賭博發財的好時節，人不在賭場玩一把或圍觀湊熱鬧，反倒在外頭議論紛紛，氣氛怪怪的。

一個村民告訴我，西坪村有幾個博局仔，已經被察頭用車子載走了，等一下可能就到這裡。第二次聽到「察頭」，我不再迷迷糊糊，我往賭場理瞧，已經沒有大家擁著牌桌聚賭的熱鬧，只見四個人自顧打麻將，旁邊還有幾個人或看電視或聊天。

有人說過年前幾天，警察就讓人帶話，要賭場適可而止，還說隔壁庄頭也在除夕夜被抓了幾個博局仔。還有更內幕的消息說，刑事分局為了讓警察好辦事，由本地管區去抄別鄉的賭場，讓別鄉的管區來本地抓賭。

當晚警察並沒有來，但我很關心賭場後來二、三天的動靜。因為賭場主人是一個四十開外，小兒麻痺的男子，名叫阿義，早年赴外工作不順，回到家鄉維持生計也有困難，村民帶著一份同情，將賭場陣地從村裡的雜貨店，自動轉戰到阿義家中，讓阿義分紅抽頭，加上殘障津貼，生活不成問題。阿義的三餐起居，往往也多虧這些博局仔的幫忙。

警察對阿義的賭場，有看到當作沒看到。特別是在庄子弟當上管區警察的，也有像村民一樣對阿義的同情心吧，聽說去年就有一個管區，就是十幾鄰那裡財生仔的後生，也在阿義賭場中輸了六萬元。

現在的管區警察已經換人，叫做阿德，也是在庄的子弟，年紀大不了阿義幾歲，但論起阿德的輩份，許多村中同年紀的人都要叫他阿叔，阿義甚至得叫阿德叔公。接下來二、三天，賭場氣氛確實不如大年初一，阿義說，警察阿德隔天確實有來，交代不要妨害安寧，照本宣科一番。阿義說，人家給我們尊忖，他當然也要給人家尊忖，所以他讓大家這幾天少來，儘量像家庭麻將，以免犯到警察的底線。

隨著春節收假，回鄉的子弟又紛紛出外當遊子，來阿義賭場的人少了很多，賭場和管區警察間的緊張關係也大為降低。大家不解的是賭場這樣已經很久了，過年不是賭博的假期嗎？政府做莊發行彩券抽頭，說是為了公益，大家來阿義賭場也是為了讓阿義抽頭，多少讓他自食其力，和政府的美意有什麼不同嗎？

這只是少數一兩個人有說出來的心聲，沒有人真想正面和警察作對。大家都知道政府無心全面禁賭，也不可能將所有警力用來抓賭，所以當警察有抓賭的政策壓力時，他們就配合少賭一下，當風聲不再，就賭多賭大一點，警民互相體諒，相安無事。

警察的諢號

警察有許多諢號，常聽到的是條子，多虧電影界的貢獻，每每將警察的美國俚語cop翻譯成條子，所以中、港、台許多人都知道條子的意思。李崗在1999年導演的一部電影，片名就是《條子阿不拉》。

條子的語意越來越中性，越來越沒有輕視或不尊重的感覺，就像《條子阿不拉》中的警察，是個有情有義的漢子。

真正的警察可能會喜歡「波麗士大人」的諢號，台灣2008年播出的電視劇《波麗士大人》，也是描寫警察的故事，利用翻譯技巧，讓警察從此有這樣一個具有洋味，華麗的美稱。

台灣民間對警察的稱呼也很有趣，日本統治時代，警察非常有威嚴，人民對警察既害怕又尊敬，稱呼警察為「大人」。國民黨統治後，警察地位不如從前，背後叫警察為戴帽仔、穿制服仔，所在多有，人民對警察的尊敬明顯少了一大部分。「管區仔」算是管區警察的簡稱或親切的稱呼，畢竟不夠正式，如果和登門而來的警察不夠熟，要稱呼警察為管區仔，可要好好想一下。

至於 「察頭」這個諢稱，大概會讓警察氣死。「察頭」的台語音同「賊頭」，完全把警察的意義否定掉，那些自認被警察擾民，或是認為警察不中立的人，沒喊出一聲察頭，可能難消心頭之氣。

從google搜尋到最早用「察頭」稱呼警察的是在2004年，使用狀況好像已經遍及台灣頭及台灣尾，但稱不上大流行的地步。警察可要小心，哪天天時地利人和，迸出一個事件，「察頭」大流行時，全國警察將顏面無光。

警察的難題與平衡

警察是最基層的執法者，和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小至交通指揮、社區巡邏，大至刑事偵查，累得像一條牛，還要承受不懷好意的「察頭」封號，當然不公平。

在上面兩個例子，人民都知道什麼地方違規設攤聚賭，警察卻瞎了眼一樣，平時放任，偶而開罰，違規者逍遙，公權力不彰。不過，從執法的層次，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那個市場聯絡道路上自行設攤的，少說有幾十個攤販，每日人潮絡繹不絕，有助於蔬果魚肉的物流。是不是合法的攤位不夠或是無法滿市場的需求，導致違規攤位產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警察全面取締違規攤販，一來妨礙市場提供民生需求，二來因為民以食為天，民眾將視警察執法為擾民。現實是市場有長期而普遍的違規攤販，警察卻只是點綴式的取締，這很可能是在經濟法則支配下，警民之間平衡相處的現象，但代價是陪葬了公權力。

從社會救助的角度觀察，也不要忽略傳統市場的功能。有些人在主流經濟無法占有一席之地，無法做一個稱頭的上班族，也無法開公司創業做別人的老闆，也標不到市場的正式攤位時，推個小車，或拉個平板車，在市場裡找一個半坪不大的地方，吆喝喊客，就能做起小生意。他們可能是經濟弱勢，知識文盲，沒有能力再承受繁瑣的公權力的折騰，當政府無法照顧到每一個弱勢的人時，傳統市場的角落卻能提供一個人生奮鬥再起的機會。台灣的警察其實蠻有人情味的，相信他們在取締攤販時，不是那麼喜歡開單罰鍰，警察心中這一份同理體諒之心，正好平衡了社會保障的不足。

上述的賭場案例，也有經濟上的意義。政府是否開放賭博，一直忸怩作態，但時至今日，政府公開發行彩券做莊，也通過法律讓人民公投設置賭場，希望藉此刺激景氣。好幾家寺廟逢年過節也辦理擲筊大賽，神明做莊，人神共樂。這種氣氛早讓賭博在道德上或法律上被譴責的程度大幅降低，反而期待賭博有經濟上的功能。另外，上述案例的賭場主人患有小兒麻痺，讓整起事件含有社會救助的考量。最後，警察未到該賭場臨檢逮人，難說不是兼顧了民眾需求及社會救助。

法規僵化和治理怠惰

市場攤販和住家賭場在嚴格的法規下，普遍有不法的現象，就法論法而言，警察隨時都可以取締不法，發揮公權力，但實情是警察往往容忍這些不法現象長期存在。

警察的容忍絕不是怠惰，因為這些攤販、賭場的不法現象背後，有經濟需求、社會救助的因素，具有使經濟和社會更有效運作的功能。由此可見，法規範顯然與經濟、社會事實之間，有互相衝突的情形。如果法規僵化或政府施政不良，這種衝突自然一直存在，最終落到由基層警察來解決這種衝突。基層警察試圖在法規範與經濟、社會之間達成平衡，以免衝突加劇，警察所用的方法就是收斂公權力或偶而執行公權力，但副作用是公權力容易喪失威信。

從理想而言，合法行為就是有助於經濟、社會有效運作的行為，不法行為則是妨礙經濟、社會有效運作的行為，如此警察可以放心執行公權力，取締不法，而將經濟需求及社會救助的考量，留給執政者傷腦筋。

不過，我們都知道，台灣內政長期失修，法規僵化，跟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警察執行公權力時患得患失，擔心招致民怨，算是冤枉承受了「察頭」的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