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河角落

／銀河光年

台灣二十幾年來，有一場橫跨20及21世紀的大論戰，這場論戰還沒有終結，但已經影響我們的生活。

這場論戰就是藍、綠經濟學的論戰，如何看待這場論戰，決定台灣的未來。

大論戰緣起

這場論戰歷經20年，這20年是合適的時間尺度，如果太短，只有4年、8年時，容易被政黨執政時期分割，看不到真正全貌；如果太長，也無法凸顯出這20年的特性。

這場論戰緣起，是台灣在20年前，面臨了新經濟情勢的挑戰，產、官、學各界亟思謀求應對之道。

挑戰之一是台灣生產成本提高。在1980年代，一方面經濟發展提升人民所得，人民對薪資等工作條件及生活品質要求越來越高，對工業汙染及剝削勞工的容忍度越來越低，爆發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

最重要的挑戰則來自周邊國家仿效台灣等亞洲四小龍成功的代工經濟模式，與台灣搶食經濟大餅。特別是中國，在1978年12月中共11屆3中全會開起「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線，從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及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經濟特區，慢慢進入經濟崛起的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暫時受挫，但鄧小平在1992年1月南巡講話，重申「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此後中國在政治上嚴防，在經濟上則繼續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發展對台灣的衝擊至為重大，使這場論戰被化約成台灣是否對中國開放之爭。

讓這場論戰更精彩的，是台灣在1980年代以後的民主化運動。輔在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先是大力支持社會運動，然後在政治上慢慢站穩腳步，逐步涉獵經濟。

民進黨在1991年舉辦「全國民間經濟會議」，陳博志提出「台灣總體政經戰略」一文，一場跨世紀經濟論戰從此開始，至今台灣的經濟發展都脫不出這篇文章的預測，陳博志也因緣際會成為綠色經濟學的祭酒。

1999年以前－－產、官之間的論戰

中國在1979年對台灣提出通郵、通商、通航的建議，同年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策略回應。但自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後，台灣企業便處心積慮赴中國投資，從小企業到大企業，無不覬覦中國低廉的生產成本。

以台塑企業的王永慶為例，1989年便前往中國，與鄧小平會面，談及石化特區。王永慶在1990年先後發表了三篇萬言書《我們為何前往大陸考察投資環境》、《石化業如何把根留在台灣》、《橫亙在六輕面前的困難》。然而，王永慶準備赴中國投資的「海滄計劃」，受到台灣政府強大的壓力，而在1992年11月宣布放棄。

台塑集團雖然美夢受挫，但中小企業仍然前仆後繼投資中國，大企業的小型投資也未停止，千方百計在官方管制之外對中國投資。

官方為因應產業外移的衝擊，有三項重要策略，一是改善投資環境，引導企業根留台灣。二是放緩投資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登輝在1996年9月祭出戒急用忍政策，放緩對中國進行高科技、五千萬美金以上和基礎建設的投資。三是布局東南亞，官方在1994年和1997年主導了二次南向政策，強化對東南亞的投資，以免過度依賴中國。

不能不提的是中國在1996年3月，當台灣舉行破天荒的統統大選時，在台灣附近海域發射飛彈，藉此恫嚇台灣。但中國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李登輝反而高票當選總統，中國此項挑釁且具有野心的行為，促成李登輝維持審慎的中國政策。

在整個1990年代，經濟論戰的主軸是產業界與政府不同調，雙方立場鮮明。在戒急用忍政策之前，台灣主流大抵仍維持必須產業升級，過度外移中國有害台灣發展的基調。不過，產業界擁有龐大的經濟實力，又有中國提供利基的奧援，對台灣政府越來越有恃無恐。

在戒急用忍政策後，產業外移未因而停止，台灣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仍持續增長。曾因戒急用忍而擱置的台塑集團漳州電廠投資案，隨即經王永慶在1997年表示已經動工，資金則是利用海外子公司繼續投資該電廠。

同年，其他工商鉅子如高清愿、張榮發也相繼批評戒急用忍政策；美僑商會更發表《台灣白皮書》，主張台灣如不前進中國，亞太地區營運中心只是空想。民調也指出有過半數民意希望政府放寬戒急用忍政策及開放三通。

這段期間，台灣朝野呈現難得的相同基調，政治上國民黨跟著民進黨走向民主化，經濟上民進黨在1998年1月舉辦中國政策研討會，黨內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與國民黨的戒急用忍政策有如一體兩面，沒有真正的衝突。

2000年至2008年5月－－藍、綠之間的論戰

原本產官之間的經濟論戰，到了民進黨執政時期，轉變成藍、綠政黨間的經濟論戰。

在1999年至2000年的總統大選期間，產業界敦促三通直航的壓力越來越大，三通直航或其內涵已經成為總統大選各候選人都不敢迴避的重要政見。最明顯的是陳水扁在1999年以總統候選人身份提出《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主張兩岸經貿交流正常化。

陳水扁意外在2000年以未過半數選票當選總統，就任後表示「加入WTO、兩岸三通，是無法迴避的問題」、「2000年施政的最大目標就是三通」、「希望在2000年年底前實施金馬『小三通』」。但陳水扁也有搖擺，他在2002年呼籲「台灣要走自己的路」，台商在佈局全球時絕對要重視對東南亞的投資。

在朝的民進黨於2001年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提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觀點，力圖向外界闡述不以產業外移中國為核心的總體經濟政策。深耕台灣佈局全球八個字，成為綠色經濟學的核心用語。

另一方面，2000年3月聯合報民調指出有六成三民眾期待在新總統陳水扁任內看到兩岸三通；2001年1月王永慶又發表「萬言書」，認為台灣要克服困難，唯一辦法就是大舉前進中國，呼籲政府開放「三通」。形勢非常明顯，這類以開放三通直航為核心的論述，已經變成主流。

在野的國民黨，觀察到新形勢，看出開放三通直航及與中國來往背後的龐大政治利益。在連戰擔任主席後，國民黨中國政策大幅轉向，在2001年8月提出「鬆綁戒急用忍政策，促進兩岸開放三通」，成為國民黨十大主張的優先政策。連戰更在2005年4月，以黨主席身份訪問中國。

國民黨的轉變及推波助瀾，讓經濟學論戰的天平大幅傾斜，一端是以在野的國民黨為首的黨、產、學、媒及外商的聯合陣線，高舉開放三通直航的主張，另一端則是握有行政資源，但處於少數的民進黨。從此以後，藍色經濟學的聯合陣線攻勢凌厲，綠色經濟學幾乎無招架之力。

在藍色經濟學烏雲罩頂的壓力下，陳水扁不得不與主流勢力妥協，陸續在2001年1月1日開啟金門、馬祖的小三通；2003年春節期間，試辦從台北、高雄停泊港澳至上海的客運包機；2006年7月，兩岸貨運包機完成首航。

陳水扁執政後期，因為家族親信貪腐醜聞，使陳水扁政權岌岌可危，而中國不願見到陳水扁利用三通直航延續政權，使得陳水扁妥協性的三通直航政策，戛然而止。藍色經濟學支持者則順勢圍剿綠色經濟學，預告了藍色經濟學在2008年以後將會得勢。

台灣產業西進中國的潮流並沒有因民進黨執政而受挫，從2000年開始，經政府核准每一年投資中國的金額開始從20億美元起跳，在2008年甚至達到98億美元的高峰。

2008年5月以後－－藍色經濟學的美景及結果

到了2008年，主流民意顯然對陳水扁的貪腐及經濟情況感到失望，人民已經準備迎接藍色經濟學勾勒出來的美好願景。

一張選票、一個馬英九、一部藍色經濟學，是2004年連宋敗選後就一直醞釀的氣氛。當時成為千萬人迷的馬英九，當然深信藍色經濟學，他在2005年9月，國民黨主席任內，提出三通時間表，認為「如果國民黨執政，兩年內一定完成兩岸三通直航」，幫助台灣成為台商的「全球營運中心」和外商的「亞太營運中心」。

馬英在2007年11月25日，又鋪陳「只要政策開放，不需政府投資，就能讓台灣成為東亞地理中心」、「最快的方式是開放三通及中國大陸觀光客來台，25個大陸觀光客就能製造一個就業機會」、「開放政策後，台灣擴大內需，加強基礎建設，將使台灣未來經濟成長率達到6%，失業率降到3%以下」、人民年所得在「2016年增到3萬美」。他甚至在2008年1月時說「如果外星人要到地球開店，台灣一定是地王，最值得做企業總部」。

馬英九執政後，2008年7月隨即開放中國人來台觀光；同年12月15日起全面三通直航；2009年6月底放行中國資本到台灣投資，兩岸的雙向投資得以實現；2010年與中國簽署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逐步深化兩岸經貿往來。

藍色經濟學執行以後，確實將投資中國的金額，推向有史以來的高峰，除2009年為61億美元外，2010年至2012年每年均在百億以上（分別為122、131、109億美元），2013年截至10月底為70億美元。而中資來台截至2013年10月底僅有8.5億美元。

另外，僑外資來台反而在2010年落入2004年以來的新低，只有38億美元，而在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台灣在2011年的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為負流入20億美元，亦為新低，全球倒數第二，僅高於安哥拉。至於對外投資，在2012年亦達81億美元的高峰，但其他年度對外投資的水準仍持平。

從經濟成長率來看，2012年1.48%，2013年預估1.74%，為30年來除了2001年網路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外絕無僅有的超低成長現象。在出口方面，2012年出口總額按美元計負成長2.3%，亦為30年來除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網路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外絕無僅有的現象，2013年截至11月底，亦僅正成長0.9%。

如果看實質平均薪資，近五年（2008年至2012年）最高為2011年的新台幣45,749元（以下同此幣別），平均為44,864元，不只低於2000年至2007年八年平均的46,669元，還倒退至1999年。

在失業率方面，近五年的失業率最低為2008年的4.14%，平均為4.77%，高於2000年至2007年八年平均的4.26%。

藍色經濟學的論點──以對中國開放為核心

接下來我們歸納藍、綠兩派經濟學的論點。

藍色經濟學核心的想法是中國經濟崛起在全球經濟有絕對的重要性，台灣如果自外於中國，將喪失經濟活水。台灣有領先中國的優勢，應善加把握中國經濟的崛起，確保台灣經濟發展。藍色經濟學主要的論點有四，一是比較成本，二是區域關稅壁壘，三是中國市場廣大，四是中國投資台灣。 

藍色經濟學基於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理論，認為台灣與中國貿易直航，可以增加經濟效率，繞道香港或其他第三地所增加的物流及人流成本，將削弱台灣企業的競爭力。何況中國提供許多優惠措施，並有低廉的土地和勞工，台灣可以獲得經濟上的比較利益。而且，台灣許多低技術門檻的企業，只有藉助中國低生產成本的優勢，才能生存，否則將綁死在台灣。 

藍色經濟學強調許多國家正在進行區域經濟整合，互相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屬於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之間有關稅優惠，台灣如果不是自由貿易區的國家，高關稅將成為台灣產品外銷的壁壘。由於政治的現實，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未來將被邊緣化，但台灣可以借道中國，將商品銷往其他自由貿易區的國家。 

藍色經濟學也覬覦中國十幾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認為全世界主要企業都陸續登陸中國，搶占中國市場，台灣與中國有地緣相近、語言相通、文化同源的優勢，如果放棄中國市場，台灣企業將喪失生存及獲利的重要命脈。

藍色經濟學更注意到中國崛起之後，龐大的錢潮如能跟著投資或觀光客淹到台灣，不僅可以填補台灣企業外移中國後的產業空洞，更可以再造台灣經濟的第二春。

綠色經濟學的論點──以深耕台灣布局全球為核心

綠色經濟學的核心想法則是台灣面臨眾多內外的經濟挑戰，中國只是其中一項，台灣領先中國只是相對優勢，台灣必須找出並強化可以立足於全球的產業競爭力，才能確保台灣經濟發展。綠色經濟學主要的論點有三，一是比較風險，二是產業升級轉型，三是國際經貿分工。

綠色經濟學認為，基於經濟要素均等化理論，台灣產業受到中國低稅負、低薪資、低環保的生產環境所吸引，紛紛外移中國後，台灣因此喪失企業的經濟活動，經濟成長將趨緩；台灣勞工因喪失工作機會，失業率將升高，薪資成長將減緩；企業投資中國縱有獲利，亦難以回饋大眾，貧富差距將惡化。更危險的是隨著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台灣企業的風險集中在中國，台灣的經濟命脈將被中國掌握。

綠色經濟學主張，面對國際經濟新情勢的挑戰，台灣再也無法依賴勞力密集的代工產業支撐經濟發展，必須開發新產業，提升企業競爭力及產品品質，企業才能立足台灣，避免走向外移的命運，對台灣經濟才有實質的貢獻。所以綠色經濟學倡導知識經濟，希望調整產業結構，使台灣企業掌握關鍵技術及專利，並擁有領導性品牌及服務。

綠色經濟學認為台灣與中國在經濟上雖有短期互補效應，長期將成為競爭關係，台灣相對於中國並無絕對的領先優勢，台灣如果納入大中華經濟圈，在大中華經濟圈內也將被支配、被邊緣化。因此，從國際經貿情勢而言，要確保台灣的經濟發展，長期的解決之道是開發台灣在國際經貿的分工角色，並堅定站穩在國際間的競爭網絡。

藍、綠經濟學的比較

藍、綠兩派經濟學的出發點，都在處理台灣經濟面臨的挑戰，兩派最核心的爭執是藍色經濟學非常看重中國經濟崛起，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台灣利大於弊；綠色經濟學則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只是台灣眾多挑戰之一，對台灣利弊互見。

藍、綠經濟學兩者的對比是中國論之於全球論，經濟優先論之於綜合權衡論，延續論之於創造論，開放論之於深耕論，利益論之於風險論，比較如下表： 

從時間尺度來看，藍色經濟學是小尺度的論述，因為藍色經濟學是以中國經濟崛起為核心，在十到三十年的期間內，就可以看到具體的結果和對錯。至於綠色經濟學的觀點，則是四平八穩，在五十年甚至百年內，都是可以認同的道理，屬於大尺度的論述。

小尺度的經濟論述能夠得勢，通常是掌握到幾項具體的利基。例如藍色經濟學指出與中國三通直航，可以降低物流、人流和金流的成本，綠色經濟學對此也不得不承認；相對而言，綠色經濟學要從長遠的角度指出台灣依賴中國的風險，則容易流於空泛。又如多數人很容易接受中國廣大內需市場的誘惑和中國錢潮淹沒台灣的想像，卻難以省思綠色經濟學所提出的警語。

小尺度的經濟論述也大膽許諾經濟美景，以求在論戰中勝出。達到藍色經濟學美景的措施很簡單，就是撤除台灣與中國往來的障礙，如同國民黨在2012年還出現的廣告口號：「門打開，阮顧厝」。藍色經濟學化約到最後，就是主張開放就會帶來榮景，認為在開放政策下，企業會找到自己的利基，台灣的優勢會轉化經濟利益，自然而然在全球經濟找到立足點。

藍色經濟學的美景是台灣開放與中國自由貿易後，因為台灣有適中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經濟實力及其他優勢條件，將變成中國與國際往來的中繼者，不僅台灣企業不必大批外移中國，還可以吸引外國企業以台灣為據點，這就是藍色經濟學支持者一直懷念及惋惜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這種計劃完全忽略中國經濟崛起後各大城市、港口迎頭趕上的能力，失之於天真及自我感覺良好。

綠色經濟學由於強調經濟、主權及國安應總體考量，不認為單靠開放三通直航就能增進台灣的最大利益。綠色經濟學所希望的是開發下一代產業，也希望企業掌控關鍵技術、專利及品牌，以免流於追逐低成本的生產環境。要實現這種結果，限制產業外移並不能保證收效，就如藍色經濟學所指出，這樣可能將企業掐死在台灣；就算實施租稅獎勵，也不保證成功，台灣當下就是明證。

老實說，想要實現綠色經濟學的結果，必須有優質的人力，卓越的研究，並創造其他適當的環境，這已涉及文化、教育及其他領域，屬於國家整體治理的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問題。

藍、綠經濟學的理論缺陷

回顧藍、綠經濟學論戰的源頭，是國外客戶因為成本考量，下單至其他國家，台灣企業為了繼續接單，工廠外移至低生產成本的國家。企業減少在台灣的經濟活動後，台灣經濟表現趨緩或轉差。台灣如何在企業外移效應下維持經濟發展，成為藍、綠經濟學的目標。

一種解讀是認為企業外移只是放棄在台灣比較成本為劣勢的經濟活動，企業外移對台灣而言，代表從生產獲利轉換成投資獲利，而且在自由經濟的環境下，台灣可以進行具有比較成本優勢的經濟活動。這顯然是藍色經濟學的觀點，認為順應企業的外移，仍可繼續創造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這種解讀無法說明諸多疑義，例如：一、依賴低生產成本的企業外移後，台灣如何創造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二、外移企業的獲利將集中於企業主，無法嘉惠台灣勞工，如何處理台灣的失業率提高、薪資下跌及貧富不均等問題；三、企業外移代表的是企業不再投資台灣，反過來如何吸引外資及中資來台；四、外移企業日後仍將面臨當地工資等生產成本提高的壓力，外移企業如何延續低生產成本模式而持續貢獻台灣經濟發展。

藍色經濟學也以善用相關優勢條件為前提，許諾大好經濟美景，但這些條件甚為可疑空泛，例如經濟發展必須因地制宜，與所謂台灣地理位置是否適中無關；又如台灣從代工經濟學習到的二流技術，也將因為企業外移釋出技術，而被迎頭趕上，所謂台灣技術的領先整體上並不可靠。

如果對企業外移的效應進一步分析，看法就會比較審慎。例如企業大量外移後，產業未必順利交替，可能造成產業青黃不接的空洞化。又如不同的企業外移所造成的影響非常懸殊，企業外移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或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這就是說既存優勢可能因企業外移而變動或喪失，無法靠自由貿易憑空創造出優勢條件或加以維持，而必須借助外力。

綠色經濟學就是採這種審慎的看法，對事實更仔細的分析，對條件不輕易視為恆定而認為有更大的變化性，所以很難勾勒出具體的榮景，而且論述上易流於抽象不具體，在論戰時難有堅強的攻擊與防衛。例如在民進黨執政時，藍色經濟學的支持者最喜歡質疑到底「牛肉在哪裡？」，每教對手詞窮。

藍、綠經濟學與中小企業 

藍、綠經濟學成功與否，都繫於一項重要因素，即台灣到底有無堅強的企業體質。如果有，執行哪一派經濟學都不是重點，因為實力夠強的企業，無論留在台灣或外移中國，都有能力升級轉型，以因應挑戰；如果沒有，企業只能外移至低工資、高污染的國家，以求企業苟延殘喘。

台灣在勞力密集的時代，創業門檻不高，出現大批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色，一般都認為這是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傳統觀念所致。中小企業因其獲利不足以支應創新研發所需的大筆資金，所以獲利若不是由中小企業主攫取消費，就是回饋至員工，台灣因此可以兼顧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

在面臨其他國家勞力密集的競爭時，台灣中小企業的特性無力升級轉型，最簡便的因應策略是外移至低生產成本的中國，重複他們在台灣依賴低生產成本的代工經濟模式。從1989年以後，一波波台灣企業紛紛外移中國，浪潮之大，台灣政府從李登輝到民進黨執政，都無力阻止，但曾試圖延緩，以爭取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的時間。

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雖然安然渡過亞洲金融危機，但中小企業外移浪潮對經濟的立即衝擊，仍讓李登輝執政以經濟式微劃下任期的句點。陳水扁在2000年執政後，企業外移浪潮沒有停止，甚至變本加厲，陳水扁在藍、綠兩派經濟學間搖擺的經濟表現，也無法讓各界滿意。

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後，高舉藍色經濟學，撤除企業外移的障礙，對中國投資金額達到高峰，但台灣經濟呈現出企業長期外移的負面現象，經濟成長率偏低，薪資倒退，失業率提高，貧富不均，經濟表現比前任總統更差，完全符合綠色經濟學的預測。預計在企業外移的浪潮下，馬政府的藍色經濟學將以失敗收場。

藍、綠經濟論戰的政治學

藍、綠經濟學的支持者大致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以中華民國為意識形態，主張與中國統一的國民黨，選擇了藍色經濟學，而強調台灣的主體性，主張台灣是獨立國家的民進黨，則選擇了綠色經濟學。

在李登輝執政下，國民黨本來也支持綠色經濟學，李登輝下台後，國民黨嗅到了藍色經濟學具有聯中制台的功能，改走藍色經濟學。個中奧妙是節節高升的台灣意識，與民主自由的時代浪潮，侵蝕了國民黨的執政基礎，有將國民黨掃入垃圾堆的危險，藍色經濟學的論述，巧妙引導台灣人將所有議題轉化成經濟問題，成功阻擋執政的民進黨實施轉型正義，使國民黨避開亡黨危機。

國民黨的藍色經濟學，也讓它暴得自由開放的美名。因為綠色經濟學對與中國往來採取審慎的態度，開放措施不及國民黨，國民黨猛然扣上鎖國的帽子，民進黨頓時成為保守派，在國民黨的議題主場下無力變駁，而國民黨則悄然變身為自由派，成為二十紀初台灣政治最大的驚奇。

中國在背後的支撐，也讓國民黨得到極大的政治槓桿。陳水扁一度靠向藍色經濟學，但中國終究不想讓三通直航變成台獨黨的政績，使台獨黨藉機延續政權。國民黨也好整以暇，大力批判民進黨堅持意識型態，無法和中國談判三通直航，危害台灣經濟發展。國民黨這樣與中國合作的默契，無往不利，民進黨執政時如此，2012年大選藍綠交鋒時亦復如是。

國民黨操弄藍色經濟學得到很大的政治利益，但國民黨的利基反而成為台灣的危機。在藍色經濟學之下，經濟不好是因為鎖國，拼經濟的法寶則是對中國開放，所有內政都在仰賴中國讓利，形成一種對外開放，對內保守的執政態度，終究內政不修，民怨滔天。

人民的抉擇

在建構經濟美景的競爭中，藍色經濟學贏，綠色經濟學輸。在預測經濟結果的準確度，藍色經濟學輸，綠色經濟學贏。

從2000年到2016年，藍、綠各執政八年，台灣經濟發展呈現往下沉淪的趨勢。看似人民都給藍、綠經濟學表現的機會，其實這十多年間，藍色經濟學主宰了大多數人的思惟。就算民進黨執政期間，因為企業外移中國的浪潮不減，又加上藍色經濟學推波助瀾，綠色經濟學很難有揮灑的空間。

如前所述，綠色經濟學是一種治國論，不是真正的經濟學，這十多年間，所有台灣的問題都被化約成拼經濟，藍色經濟學的純經濟論述成為顯學，一套真正完整的國家治理論述反而沒受到人民注意。

藍色經濟學或許可以逃避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的經濟責任，卻無法迴避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實施藍色經濟學的失敗後果。不過，只要經濟元氣沒有完全喪失，就有可能再創經濟榮景。真正令人擔心的是藍色經濟學形成一種以中國為台灣經濟發展引擎的迷思，以為中國提供了低廉的生產成本環境、龐大的內需市場、洶湧的觀光人潮、四處擴張的人民幣錢潮等等，台灣就可以開大門守空屋，輕易享受經濟利益。甚至還說台灣有兩岸和平紅利、地理條件紅利，簡直可以坐吃山空。這種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投機心態，讓台灣坐失產業升級轉型的契機。

台灣沒有出現藍色經濟學所宣稱的經濟榮景，理當啟發各界對藍色經濟學的反思，尤其2008年以來的經濟數據一再探底，是台灣未來的警訊。然而，當初大力支持藍色經濟學的學者專家，似乎仍在觀望中，不能勇敢出來檢討藍色經濟學。我們甚至看到支持者繼續對經濟事實做出錯誤的解讀。

例如，對於2008年以後台灣實質平均薪資倒退十五年，有學者認為是過去十幾年政府將資源投入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所致，因為這種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很少，獲利卻落入既有利益者或技術持有人手中，使得貧富懸殊。也有學者怪罪政府過去的教育改革，摧毀了正軌教育及技職教育。更有人責怪台灣學生懶散不長進，比不上中國學生的競爭力。

當然還有埋怨總統領導無方、行政團隊無能、藍綠惡鬥、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等等，這種將經濟失敗歸諸非經濟因素的情形，正是台灣多年來喧囂擾嚷所在。其實，這正好反證出台灣不需要拼經濟，而是需要如何拼治國，即回復到正常的國家政策本位。

經濟學者已然如此，人民能否從藍色經濟學的迷思中醒來，也不無疑問。無論如何，令人失望的執政者，讓人承受苦果的經濟衰退，就是未來的轉機。

藍色經濟學的失敗，不代表就需要綠色經濟學，台灣人需要的腳踏實地的經濟學，專利不夠就努力發明、技術不足就努力提升、品牌二流就努力經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