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河光年
在2013年的最後一天，獻出這篇文章，希望大家揮別藍色經濟學的憂鬱。
日本安倍晉三再度擔任首相後，矢志振興經濟，2013年是「安倍經濟學」大行其道的一年。一般認為安倍經濟學能否使日本經濟走向康莊大道，有待觀察，但安倍經濟學提出經濟戰略及方向，激發日本人對未來的信心，確實有目共睹。
馬英九曾在2013年4月大搞油電雙漲的時候，怪人民不懂經濟學。安倍經濟學之後，有人便問，馬英九有經濟學嗎？我可以大聲代為回答：「有」，叫做「藍色經濟學」，馬英九就是藍色經濟學的舵手。
比起安倍經濟學的淺薄，藍色經濟學至少有12年的歷史。藍色經濟學在2000年以前，只是工商界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在國民黨2000年下野後，高舉「鬆綁戒急用忍政策，促進兩岸開放三通」在內的十大主張之後，藍色經濟學從此獲得政治勢力的奧援。
藍色經濟學的論點
什麼是藍色經濟學呢？藍色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台灣應大幅開放與中國投資貿易，才能提升台灣經濟。
藍色經濟學主要的論點有四：一是比較成本，二是區域關稅壁壘，三是中國市場廣大，四是中國投資台灣。
藍色經濟學基於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理論，認為台灣與中國貿易直航，可以增加經濟效率，繞道香港或其他第三地所增加的物流及人流成本，將削弱台灣企業的競爭力。何況中國提供許多優惠措施，並有低廉的土地和勞工，台灣可以獲得經濟上的比較利益。而且，台灣許多低技術門檻的企業，只有藉助中國低生產成本的優勢，才能生存，否則將綁死在台灣。
藍色經濟學強調許多國家正在進行區域經濟整合，互相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屬於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之間有關稅優惠，台灣如果不是自由貿易區的國家，高關稅將成為台灣產品外銷的壁壘。由於政治的現實，台灣無法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未來將被邊緣化，但台灣可以借道中國，將商品銷往其他自由貿易區的國家。
藍色經濟學也覬覦中國十幾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認為全世界主要企業都陸續登陸中國，搶占中國市場，台灣與中國有地緣相近、語言相通、文化同源的優勢，如果放棄中國市場，台灣企業將喪失生存及獲利的重要命脈。
藍色經濟學更注意到中國崛起之後，龐大的錢潮如能跟著投資或觀光客淹到台灣，不僅可以填補台灣企業外移中國後的產業空洞，更可以再造台灣經濟的第二春。
藍色經濟學的實踐
藍色經濟學在產、學、黨的烘托之下，成為2001年來的經濟顯學。藍色經濟學的政策是開放大三通及全面直航，說穿了就是短期開放企業自由投資中國，中長期則開放中國企業自由投資台灣。
在2008年前執政的民進黨，對與中國往來採取審慎的政策，因此，在藍色經濟學的對比之下，高舉民主自由大旗的民進黨淪為保守派，充滿獨裁威權色彩的國民黨，反而擷取了開放自由的美名，使得民進黨執政時不得不跟著藍色經濟學的腳步走。
執行藍色經濟學的不二法門，就是大幅開放與中國投資貿易，這只要當朝執政，很容易達成。再加上民進黨在藍色經濟學的攻擊與陳水扁家族貪腐醜聞的拖累之下，充滿疲態，因此，馬英九團隊在2008年競選時高喊「準備好了」，股市二萬點，從萬點起跳等等，顧盼自雄認為一旦執政後落實對中國開放政策，台灣經濟將一片大好。
馬英九執政後，2008年隨即開放中國人來台觀光，2010年又與中國簽署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具體實踐了藍色經濟學。
然而，中國觀光客來了一部分，但台灣資金、技術外移中國卻更嚴重，外人投資台灣也大幅收手，台灣經濟並沒有預期中對中國開放即可大好，經濟成長率只能在百分之一、二間徘徊，失業率高於百分之四成為常態，實質薪資倒退十六、七年前，近兩年民眾更因油電雙漲，逐漸步入經濟寒冬。
藍色經濟學的擁護者，並沒有對藍色經濟學實踐不如預期的結果提出解釋，政客的說法是國際大環境不佳與藍綠惡鬥，不死心的經濟學者則會說對中國開放還不夠。
藍色經濟學的保守心態
其實，誰都不能否認台灣早於中國發展產業，台灣技術上的領先，可以在中國投資獲利。但台灣對中國開放所產生的經濟利益，可分為消極利益和積極利益，消極利益就像傳統產業外移，將在台灣普通而在中國領先的技術移到中國，重複在台灣壓榨勞工、污染環境的獲利模式利。
消極利益不過是壓低生產成本所獲得的利潤，台灣工廠搬到中國後，消極利益唾手可得，但幾年內慢則十多年，將因中國技術趕上而喪失。積極利益則是利用中國低生產成本環境，加強研發，致力技術升級，競爭品牌市場，所產生的技術專精利潤或品牌利潤。積極利益是長遠龐大的利益之所在，但有不確定性，企業必須犧牲消極利益，或另外投入資源，腳踏實地下功夫，才能獲得積極利益。
從二十年前台灣工商界想投資中國開始，擺明了就是外了產業外移的消極利益，藍色經濟學繼承這種心態，其論點看似開放自由，其實非常保守，欠缺謀求積極利益的精神。
藍色經濟學的擁護者樂觀認為，台灣產業升級在開放與中國自由投資貿易後，將水到渠成。然而，驗收台灣產業二十年來外移中國的成果，台灣產業升級不上不下，台灣代工產業外移中國後所培植出來的中國企業，更反過來與台灣爭奪市場。
再與韓國比較，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勵精圖治，造就今日韓國各項電子品牌攻占國際市場，文化商品也大量輸出。台灣卻躲在中國低生產成本的環境下，喪失15年研發技術、創造品牌的大好時光，可見藍色經濟學不過是消極利益的經濟學。
藍色經濟學的企業優先傾向
從國民黨戒急用忍政策轉向至藍色經濟學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政黨無法固守經濟發展正道，卻跟著眼光短視的企業人云亦云，亦步亦趨。
藍色經濟學的發展，始於工商界呼籲政府應大幅開放對中國投資的限制，最後的實踐也在於擴大與中國交流，撤除與中國經貿往來的限制，徹頭徹尾是企業的邏輯。遺憾的是台灣企業的邏輯只在乎消極利益，沒有追求積極利益的精神。
追求消極利益還是積極利益，當然會產生不同的工商文化面貌。藍色經濟學鋪天蓋地之時，充滿台灣天空的盡是投資中國如何受阻；呼籲開放三通、直航；或是工廠外移中國可以貢獻每股多少利潤的聲音。如果那時候一下子某某企業開發了突破性技術、又一下子某某品牌攻下了海外市場等等，台灣今日的經濟自然不同凡響。
政府順應企業的邏輯之後，我們看到了郭台銘、王雪紅及其他企業，為了他們企業在中國的利益，肆無忌憚介入2012年總統大選。我們也聽到了馬總統在2012年11月說：「薪水不能加，是廠商賺的錢不夠多」。外移企業的邏輯是台灣員工並非企業獲利的最大貢獻者，能領到現在的薪水就要偷笑了。
在2013年發生的胖達人麵包、毒澱粉、毒油及數起污染事件，暴露了不論是始終在地的企業，還是鮭魚返鄉的企業，都一樣黑心，這些事件凸顯出企業與政府、人民互相對立的一面，希望能給台灣社會一記當頭棒喝，如果順應企業的邏輯，施政將難免偏差，也會帶來惡果。
藍色經濟學的政黨利益
如前所述，藍色經濟學的關鍵在於是否大幅開放與中國往來。對藍色經濟學的批判，往往被扣上鎖國的帽子。
本文要特別強調，開放是技術層次，如何與中國交流，應以台灣的最大利益而定。台灣的最大利益有各種組成，用政策領域來區分，經濟只是其中部分，不能忽略政治，例如國家主權；用權利主體來區分，企業只是其中部分（尤其是外移企業），不能忽略民眾。
二十多年來台灣發展最重大的議題是民主自由與台灣意識，我們觀察到威權體制的國民黨，面對民主自由的挑戰時，其回應是追求安定，成功說服民眾逃避政治上的大改革。當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意識型態，遭到台灣意識挑戰時，國民黨的回應是追求和平，成功說服民眾相信任何主權作為，都將引發中國動武。國民黨甚至明目張膽聯合中國共產黨，企圖對抗台灣意識。
如果迴避此類重大議題，理所當然會主張政治上維持現狀，然後遁入經濟，開口閉口都是拼經濟，這正是十多年來無論藍綠執政的政治圖像。所以過去我們一直聽到：「笨蛋，問題在經濟」，然後又看到經濟問題被簡化為是否對中國大幅開放。也就是這種迴避，這種簡化，造就了藍色經濟學。
對國民黨而言，它的策略到目前為止很成功，因為藍色經濟學讓它目前還在執政。雖然藍色經濟學的失敗越來越明顯，但藍色經濟學的內涵是與中國密切聯結和對中國撤防，這對中國而言，擁護藍色經濟學等於讓中國勢力延伸到台灣，所以擁護藍色經濟學的國民黨，最後仍會得到中國的支持。
藍色經濟學所擺脫不了的命運
台灣經濟發展以代工產業起家，工廠主要接受美、日訂單，並學習到美、日所釋出二、三流技術。
在1990年前後，臺灣經濟發展推升生產成本，加上許多國家投入代工經濟模式，與台灣爭奪市場，台灣深感產業升級的必要。然而，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力，中小企業無力升級，大企業也無心升級，到現在仍難以脫離代工經濟的模式，今日在台灣說話最大聲的企業家，就是搞代工的鴻海郭台銘，只不過他的工廠搬到了中國。
這讓我們看到了藍色經濟學不是產業升級的經濟學，而是代工經濟跨國版的經濟學。最近，政府力推自由經濟示範區，希望儘快立法實施，這是代工經濟回國版的經濟學，因為自由經濟示範區鎖定的是所謂從中國鮭魚返鄉的企業，這些企業以前因為追逐消極利益而外移中國，現在因在中國的消極利益消失，想要回到台灣尋找消極利益。
前半部的藍色經濟學是大幅開放投資中國，雖然成效不如預期，但政府打算繼續實施後半部的藍色經濟學，就是大幅開放中國投資台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和江宜樺為了推銷服貿，開導小型商家不要害怕競爭，證明了藍色經濟學的矛盾與失敗。矛盾處就是藍色經濟學力主開放企業投資中國，就是要以中國的低生產成本環境，做為逃避國際競爭的避風港，馬、江二人及眾多藍色經濟學的擁護者，可沒力勸企業不要害怕國際競爭。
至於失敗之處，就是藍色經濟學實施迄今，並沒有提升台灣的競爭力，也沒有增加小型商家的財富，所以退無死所的小型商家害怕中國企業來台搶奪利基。
最後，做簡單的結論，藍色經濟學只能協助台灣企業在中國延續生命，欠缺處理對外投資貿易和對內事務宏觀論述，而人民正在體驗藍色經濟學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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